dquo;。儒生之众多，儒势之炽烈，儒学之影响由此可见一斑。面对这种不可抗拒的学术势力和思想家群体，任何政治家也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和价值，贵因顺势，才是上上之策，所以汉武帝相中了儒家思想。

此外，汉武帝之前的政治特点，是：“寡欲政治。”但自汉武帝开始逐渐转向“多欲政治”后，这就需要相应的理论支持。汉武帝之所以面对百家而对儒学情有独钟，关键是儒学适应他的多欲政治的需要。首先，儒学自身功能完备。此时的儒学，经过吸纳百家，整合体系，阐幽发微，不仅形态完备，精英辈出，而且其势难违，儒学积极入世的性质，特别是它所倡导的“主唱臣和”、“主先臣随”，与汉武帝的多欲政治最为投合，诸如《春秋》公羊传开卷即讲“大一统”，这就很合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的政治需要，因而被拿来作为政治统一、强化君权的理论依据。董仲舒弟子吕步舒官至长史，“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其次，《春秋》公羊传既提倡尊王攘夷，又说“复九世之仇”。这正好为汉武帝对外用兵，特别是征讨匈奴提供了一条“最高指示”。这种强有力的理论支持是任何其他理论所无法提供的。再次，儒学还可以修饰统治行为。历来的旧统治，其本质都是赤裸裸的暴力行为，但总得经过一番精心包装之后才隆重推出。《汉书·汲黯传》说：“上（武帝）方向儒术，尊公孙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吏民巧”三字就是传神之笔，很可玩味一番。汉武帝在封禅泰山时，“颇采儒术以文之。”名臣倪宽为汉武帝行封禅之事，也“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汲黯曾当面指称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此话太过直截了当，直戗得汉武帝龙颜大怒，拂袖罢朝；但又所言真切，他也无可奈何。即使是主张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也公开建言“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后世据此常说汉武帝阳尊儒术而阴事申韩，此说中肯。这也是汉武帝以后中国封建时代经常运用的一个统治术，但也仅是“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