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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让人泄气的是，东林党人这种表面性的优势，并不能转化为具体的力量，进而取得斗争优势。这种遗憾体现在三个方面，但究其根源却是相同的。

首先，作为东林党骨干的那些官员们，大都有着比较严格的行为准则，有抱负、有理想，能严格要求自己、身体力行。这是他们的优点，但作为士大夫阶层的杰出代表，他们对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显然认识不够。即便后来因为屡受打击有了一些认识，但却缺乏有效的自我保护及进攻手段。对于魏忠贤一伙近乎泼皮无赖的战法，东林党人一面嗤之以鼻、深恶痛绝，一面又缺乏与之对应的有效手段，一根筋似的钻牛角尖是他们常犯的错误。这种看似勇猛顽强、坚忍不拔的斗争策略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同时也给自身带来了不小的损失。

其次，作为典型的文人集团，东林党人对于政治总会充满乌托邦似的幻想，甚至有些孩子气。一到斗争的紧要时刻，他们总是希望圣明的元首能清澈明悟、公正地判断是非，因此上疏进谏是他们传统的攻击策略。而这种办法需要有极好的外部条件才有可能奏效，一是作为元首的皇帝确实明察秋毫，二是朝野之间利于己方的舆论要足够强大。但事实上在天启年间，这两个条件都很难具备。首先，作为皇帝的朱由校基本是一个木匠，头脑再灵活他也不会用到问政上。其次，在当时的朝廷之中，魏忠贤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力，想要发起一边倒式的舆论狂潮基本是不可能的。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此时圣旨的传达要经过魏忠贤所领导的司礼监，因此这圣旨到底是谁的意思已经很难说清。由此看东林党人死抱着上疏这一招不放，确实是有些迂腐和幼稚，其经常性的失败也在所难免。除此之外，东林党人的幼稚病还体现在他们面对失败时的态度上。往往只要努力泡汤，他们就会采取辞职的手段来发泄心中的不满，如之前所述的吏部尚书孙慎行和若干年后的一代大儒刘宗周。这种孩子式的意气于事无补不说，还会引起皇帝的不满，进而造成更大的损失。特别是此时他们还要面对魏忠贤这样的超级对手，辞职抗议简直就是在帮魏忠贤清除异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