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历史不难发现，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表明，中国在明朝时有着比欧洲更强大的航海能力。¨我^得¨书_城· /更′歆_最\全?郑和下西洋是在15世纪初叶，比欧洲大航海更早，航程更远，使用的仪器更先进，出海的船只更大更坚固，使用的人员也更多。可以说，在这次东西方的比赛中，一开始中国具有更好的潜力。但中国没有能力把这些潜力转化成现实力量。西方的大航海有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一个牟利的欲望和机会、一个使牟利得以实现的社会和体制结构。经济利益的诉求是源源不断、没有尽头的，这种动力推动大航海运动百折不挠地进行着，同时促发了西方为从新大陆掠夺财富而必须进行的技术革新与军事改造。郑成功收复台湾时，还能以冷兵器加炮船击败荷兰人的火器，但当西欧人卷土重来时，船坚炮利的情况已非昔比。

而中国的航海，则出于向世界显示中国皇帝的权威和富有，所到之处赐予当地人大量的财物，以换取当地人对中国皇帝的“臣服”。缺乏利益生长的航海，无法触动中国社会的根本变革，统治者也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发展中国的绝好时机，因而最后以一道圣旨叫停而告终。在全球历史展开的关键时刻，中国将力量转向内部，把无穷无尽的海洋留给了西方的冒险者。¨7~8*x,s\w?.+c,o*m,

而不久之后的文艺复兴唤醒了欧洲“人”的觉醒，人文主义使得社会力量空前增强。而同时代的我国，却成了炮灰。历史给过我们征服的机会，我们却摆着阔太太公款旅游的姿态给人以“温柔的施舍”，而把自己甩在了竞争对手的后面，还娇滴滴地大喊：“我妈喊我回家吃饭咯。”

社会的动荡让整个时代的人都很受伤，最受伤的就是那些有思想的人。诸子百家思想的迸发是身经战火纷扰后人类的感性折射。但是春秋战国时代并不仅仅是一个朝代内部单纯的领导班子变换，也不是新朝代代替旧朝代的天下“易姓”，而是一个从朝代不断更迭，到政治方针时有变动，再到掌权者频繁变换，横向与纵向，外部与内部翻天覆地相互交叉进行的时代大变局。而在中国发展史上，这样的时代大变局并不多见，在此之间，仅有的一次就是从黄帝到夏启，社会结构由“小国寡民”向以天子为大家长的“家天下”的过渡时期。-山?叶′屋- ￠耕,薪·醉~全-不难发现，这样的大变局尘埃落定之后，各个方面的进步是必然的。

我们都知道，在黄帝之前，天下是部落散居的原始共产主义时代，这也是老子所宣扬的“小国寡民”时代，即后来文学中经常称道的“伏羲氏”、“葛天氏”时代。黄帝至大禹期间，技术上进入了青铜时代，农耕文明基本确立，工商业开始萌芽，经济基础完全是农耕；随着人口的增长，资源配置方式发生变化，有私有制出现，有贡赋的形成，部落要向部落联盟进贡，诸侯向共主进贡；组织上有天下共主与诸侯自治相结合，有了行政的大体分划，形成了“国家”的雏形，资源配置权主要掌握在诸侯（部落首领）手中；思想上形成了华夏民族、敬天宗教、人法自然的哲学思想以及设官治理的政治思想。

夏启建立夏朝之后，天下尊奉一家一姓为天子，天子则将天下分而治之，制度、军事行动则统一于王室，即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夏商周三代，虽然有所变化，不过是天子易姓、王权易人而已，制度上并无大的变化，经济上仍然是农耕，科技上处于青铜时代。而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人依然崇尚集体思维，人的独立性至此还没有体现出来，没有人宣扬自己的个性，所以说，这个时代的大变局给后世留下了一个长长的尾巴。它告诉我们，中国还需要继续变革。

两千年过去了，社会发展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历史把这样的机会摆在了中国面前。那就是春秋战国时代。技术上，铁器时代来临，农耕工具与兵器在技术上飞速进步，开疆辟土成为易事；人口数量的增长，又推动了开疆辟土；产业分工开始出现，农耕文明完全成熟，工商业地位初步确立。于是乎，大国崛起；大国崛起，使得王室衰落；王权旁落，又使得旧制度逐步崩溃。新旧制度的交替、社会大分工的出现、学术的繁荣，使得意识形态转向多元化，